推進政務數據共享 保障用戶數據安全來源：光明網-學術頻道 日期：[2025-07-14]
數字政府建設背景下政務數據應用中的用戶權利保護亟待研究。當前政務數據治理存在三大制度性困境：一是治理目標偏重效率導致權利保護邊緣化，二是責任主體模糊引發監管缺失，三是算法黑箱削弱決策透明度。政務數據侵權的主要表現，包括超范圍采集、流轉不透明、退出機制缺失等問題。應以《政務數據共享條例》為基礎完善權利救濟機制，通過法治化手段平衡數據共享與隱私保護，為推進數字政府建設提供制度保障。
在信息化和數字化浪潮的推動下，我國數字政府建設取得了顯著進展，政務數據應用規模持續擴大，成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、優化公共服務的重要支撐。2025年6月，國務院頒布了《政務數據共享條例》（以下簡稱《條例》），為政務數據的共享與利用提供了明確的制度框架，旨在通過數據共享促進政府效能提升和社會服務優化。然而，隨著政務數據應用的不斷深入，個人數據（用戶）權利保護問題逐漸凸顯，成為制約數字政府建設法治化進程的關鍵因素。
政務數據應用的現狀與挑戰
當前，政務數據應用已滲透到政府工作的各個方面，從政策制定到公共服務，從城市管理到社會治理，都離不開數據的支持。政務數據的廣泛應用，極大地提高了政府決策的科學性和效率，同時也為公眾提供了更加便捷、高效的政務服務。然而，政務數據應用過程中涉及的個人數據權利保護問題卻日益嚴峻。一方面，政務數據的采集、處理和使用往往涉及個人隱私和敏感信息，如不加以保護，極易引發侵權行為；另一方面，政務數據應用中的權力與責任關系復雜，監管機制不健全，導致侵權行為頻發且難以得到有效遏制。
個人數據權利是公民基本權利的重要組成部分，包括知情權、同意權、拒絕權等。在政務數據應用中，個人數據權利的保護不僅關乎公民個人隱私的安全，更關系到公民對政府信任的維護和社會穩定的保障。因此，加強個人數據權利保護，不僅是保障公民合法權益的必然要求，也是推進數字政府建設法治化進程的重要舉措。
政務數據侵權表現
在政務數據的采集環節，部分政務APP存在超范圍收集個人信息的問題。這些APP往往以提供服務為由，要求用戶授權采集大量個人信息，包括身份證信息、電話號碼、住址等敏感數據。然而，用戶在實際使用過程中，往往無法有效控制數據采集的范圍，導致個人信息被過度采集和濫用。
在數據處理環節，政務數據共享項目往往未向用戶提供明確的數據流轉信息。政務數據在跨部門共享或向第三方機構提供時，缺乏透明度和可追溯性，用戶無法追蹤數據的去向和用途。這種數據流轉的不透明性，不僅削弱了用戶的知情權，也為數據濫用和隱私泄露提供了可乘之機。
在數據使用環節，部分政務數據應用場景未設置用戶退出機制。一旦用戶授權了數據的使用，即使后續不再需要該服務或擔心數據被濫用，也難以行使拒絕權來撤銷授權。這種缺乏退出機制的情況，使得用戶在數據使用中處于被動地位，無法有效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。
政務數據治理的制度難點與成因分析
基于政務數據治理的核心目標、責任主體劃分及算法技術應用特性，可以提煉出三大制度難點，以科學梳理當前問題。
治理目標視角下的個人數據權利保護不足。政府治理側重于數據資源聚集和應用效率，導致個人數據權利保護被邊緣化。《條例》雖對依法共享和信息保護提出要求，但行政程序和權利保障機制尚需完善。現行體制多依賴行業自律，缺少法律強制力支撐，個人用戶在行政維權中處于弱勢，權利保障的法律基礎亟須強化。
責任歸屬視角下的政務數據監管缺失。政務數據采集雖由政府主導，但數據處理多由國有企業或科技公司外包承擔，導致責任主體界定不清。《條例》強調“誰管理誰負責、誰使用誰負責”，但對外包及第三方監管尚不完善，公共數據商業化和風險轉嫁問題突出，監管盲區亟須填補，加強外包機構合規管理與責任追溯。
技術透明度視角下的算法決策困境。政府運用算法開展風險控制與信用評估，決策機制多處于“技術黑箱”，缺乏必要的模型公開、數據審計和責任追責。《條例》雖提出數據安全影響評估等要求，但針對算法可解釋性和審查的具體規范尚缺，公眾難以質疑算法結果，合法權益維護面臨挑戰。
政策建議與路徑構建
為回應政務數據權利保護不足與治理難題，試提出三大路徑完善現代數據治理體系：
強化數據處理合法性與風險前置管控。推行數據保護影響評估，建立跨部門及公眾參與的獨立評估機制，重點審查數據采集合法性與必要性，嚴格控制采集范圍，防止敏感信息濫用。政務平臺應公開隱私政策和用途說明，強化數據脫敏、多層次訪問控制等技術措施，切實降低個人數據泄露和濫用風險。引入系統化審計機制，采用可解釋人工智能技術，提高算法透明度，確保公眾和監管部門有效監督。
明確責任邊界，完善權利救濟與監督機制。依據《條例》第十條，建議明確政府部門在政務數據共享中的主體責任，強化其行政程序義務，如公開告知、用戶參與和申訴保障。同時細化外包機構及第三方平臺的合規義務和責任追溯機制，明確權責邊界。推動建立多層次、協同高效的行政監管體系，加強對數據處理全過程的行政監督，堵塞監管盲區。
推進共享安全與公眾參與，強化倫理建設。建議建立詳盡的政務數據調用日志與溯源機制，借鑒歐盟GDPR及英國ICO等國際先進經驗，對允許共享的數據（白名單）和禁止共享或限制共享的數據（黑名單）進行明確分類，規范跨域數據共享，防范濫用。此外，加強數據倫理培訓，提升從業人員合規意識，夯實政務數據治理的公眾信任基礎。
結語
結合當前政務數據應用中邊界模糊、監管不足與權利保障缺失等問題，構建系統完備、可執行的用戶權利保護機制已成為制度完善關鍵。應以《條例》為法治基礎，細化數據采集與處理規范，健全全流程評估與問責體系，提升透明度與可追溯性。同時強化責任劃分，完善用戶查詢、更正、刪除等權利行使機制，暢通低門檻救濟路徑。并推動公眾參與數據倫理建設，增強治理公信力。唯有在法治引領下實現權責對稱與安全共享，方能夯實數字政府發展的制度根基。
（執筆：許娟、林鎮陽、杜樂、張志強；單位：南京信息工程大學大數據法治研究院）
